名人的事迹作文怎么写

在漫漫历史长河中，总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有着精深的智慧，远大的抱负，无比坚强的毅力。他们为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为后世的人们作出了表率，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他们的名字为后世所知，人们永远记着他们。这，就是名人。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名人事迹作文，希望大家喜欢!

名人事迹作文1

王冕，字元章，元末浙江诸暨人。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父亲让他去给财主家放牛，赚几文钱来补助家庭生活。

王冕幼年好学。他每次牧牛从乡学门前经过，听到里面琅琅的读书声，便停下来了，把牛拴在树上，在门外聚精会神地听个不止。有一次，他在乡学门外听课，一直听到天黑，竟把牛给跑掉了。父亲听说丢了财主家的牛，又怕又气，狠狠地打了他一顿。但是他并不“悔改”，以后出外放牛，路过学堂时，依然像以前一样专心地听老师讲课。

有一天，王冕的母亲对他父亲说：“王冕这个孩子既然如此痴呆，索性任他去吧!”父亲点了点头，表示同意。从此，王冕便到一座寺庙中，白天替庙里做些杂事，赖以糊口;到了夜晚，就一个人坐在佛像的膝盖上，借着佛像前面的长明灯光读书。由于王冕专心一意地刻苦学习，学问长进很快，后来终于成为一个出色的诗人。

名人事迹作文2

宋濂字景濂，浙江金华人，是我国明代一位著名学者。他生平著述极多，除了主修《元史》外，还著有《浦阳人物记》、《宋学士全集》等。

当时印刷术虽已发明，但是书的价钱很贵，一般人买不起，更买不起很多的书。宋濂小的时候，就喜欢读书，因为家里穷，弄不到书，只好到有书的人家去借，亲自抄写，约定日子归还。大冷天，砚水结了冰，手指冻得弯不过来，他还是赶着抄写，抄完了立刻送还，不敢超过约定的日子。因为这样，人家才肯借书给他，使他在自己没有书的情况下，也能读到很多书。

我国古代学校很少，而且也只有贵族子弟才能上学;当时虽然有私人讲学的，但是一般小的村镇没有好老师。宋濂成年以后，为了求得更多知识，解决自己存在的疑难问题，特意跑到百里以外去访名师求教。他背着行李，走过深山巨谷，冬天大风雪，雪深到好几尺，脚皮都裂开了，也不以为苦。到了客栈，四肢都冻僵了，人家给喝了热水，盖了被子，半天才暖和过来。当时和他住在一起的人，都穿戴得很讲究，吃得很好，只有宋濂一天吃两顿粗饭，穿件破棉袍，但他一点也不羡慕那些富贵子弟的生活享受;因为在宋濂看来，只有求得知识，才是最高兴的事，别的便都不去理会了。

正是由于这样刻苦勤奋，虚心向老师学习，而且专心致志，持之以恒，宋濂才获得学问上的成就，成为一代有名的大学者。

名人事迹作文3

20世纪20年代初，郑振铎在上海结婚，新娘为商务印书馆元老高梦旦之女高君箴。婚礼采用当时最为时髦的“文明结婚”仪式。按仪礼规定，结婚人的双方家长，均须在结婚证书上加盖私章，以昭信守。婚礼前日，郑振铎才想起他母亲还没有印章，于是去信请瞿秋白代刻一方应急。当天收到瞿秋白的回信，并无信笺，只一张“秋白篆刻润格”，内言：“石章每字二元，一周取件。限日急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另议。”郑振铎一见，以为这是瞿秋白事忙不能代刻的托辞，乃另请人急刻一方备用。次日上午，婚礼即将开始之际，有人送大红喜包一件，上书：“振铎先生君箴女士结婚志喜，贺仪五十元。瞿秋白。”喜包内并无现金或礼券，乃是三方田石印章。一方是郑老夫人的';其余为新郎新娘各一方。郑老夫人是单章稍大，新郎新娘的两方合成一对，边款分刻“长乐”二字，祝贺新人长乐永康，白头偕老。郑振铎与高君箴皆为福建长乐县人，取意双关。三章均玲珑雅致，主人把玩欣赏之后，才悟出所书“贺仪五十元”之缘由。原来三章共刻12字，润格应为24元;急件加倍，则为48元;边款2元，故曰“贺仪五十元”。瞿秋白这一出人意料之趣举，给郑高二人之婚礼增添了特别的喜庆气氛，一时传为佳话。

名人事迹作文4

“哐当、哐当……”听见那清脆的打铁声了吗?清风拂面，强健的肌肉散发出生命的气息，熊熊的烈火陶冶着高尚的情操。嵇康，这个时代的英雄，一代才子，就在这儿过着铁匠的生活。和其他人一样，你也对他期望很高吧，可是你敢劝他人仕吗?是否忘了《与山涛(山巨源)绝交书》?那铿锵的言辞己经向所有人宣告了他对仕途的不屑，就让他做他自己吧，让“竹林七贤”永远过着“邺下放歌”、“竹林饮酒”、“曲水流觞”、“南山采菊”的生活，不要让世俗的秽气覆盖了菊花淡淡的幽香。

或许这就是生命的真谛，不管他人如何期望，自己认为是对的就不懈追求，追求自由、追求崇高、追求生命的尊严、追求英雄本色，抛开他人的期望，抛开他人的劝阻，向着自己的认识迈进。

名人事迹作文5

王国维的文化生命中，最深奥的一笔是他的死。关于他的死，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有如下记载：“五月初二日夜，阅试卷毕，草遗书怀之。是夜熟眠如常。翌晨(即1927年6月2日)盥洗饮食，赴研究院视事亦如常。忽于友人处假银饼五枚，独行出校门，雇车至颐和园。步行至排云轩西鱼藻轩前，临流独立，尽纸烟一支，园丁曾见之，忽闻有落水声，争往援起，不及二分钟已气绝矣，时正巳正也。”由此大体可以推测，王国维的死，不仅是一种主动的选择，而且平静得很，如同去赴一位老朋友的约会，没有丝毫激昂的成分。正是这种视死如归的平静，为王国维在文化史的坐标系上圈定了一个独特的位置。他并非死于具体的时事，而极可能是死于对他身处其中的文化精神的失望，对于中国文化中某些无法补救的缺失的绝望。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他的死，不仅不拘泥于一些具体时务，更超越了个体生命;他以死来将自己同沦落的文化分割开来——他看到，倘肉体不死，精神必定走向泯灭，所以，只有以肉体的死，换取精神的永生。这正是他的大清醒、大智慧处。当时恐怕只有少数有同感者看穿了这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