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十篇(2)
司徒雷登固然是站在美国的立场上观察中国，但作为驻外大使，在向国内写报告时，也一定不会刻意歪曲事实，一定会写出他眼里最真实的东西。司徒雷登强调了“反美扶日”运动的复杂原因，这应该是相当可信的。他说的有些事情，已被时间所证实。例如，他说对于那时的中国，真正的威胁是苏联而不是日本。如果考虑到数年后中苏之间即处于尖锐敌对状态、中国长期把“苏修”作为头号假想敌，就不能说司徒雷登当年的论断毫无道理。再例如，司徒雷登说中国当时的反美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有着误解。如果考虑到美国最终是以民主化为目标改造了日本，就也不能不说，当时“反美扶日”运动的参加者，对美国在日本的策略确实不无有意或无意的“误解”。
当然，战后美国对日本的策略有过某种程度的反复。1948年的时候，美国对日经济策略的某种调整，确实容易让在此问题上十分敏感的中国人觉得是在庇护日本财阀和法西斯势力，因而也确实伤害了一些中国人的感情。也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说中国人对美国产生的是“合情合理的误解”。司徒雷登的报告中，值得注意的还在于强调了参加“反美扶日”运动者，并非都是一向反美者，有些甚至还是长期亲美者。他们仅仅只是在一个很具体的问题上反对美国。朱自清应该属于这一类。说朱自清是长期亲美者，固然不妥;但说他并非是一向反美者，应该没有问题。反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并不意味着反对美国的一切;然而，当朱自清始而不领美国“救济粮”继而贫病而死后，就被阐释成一个全面的反美者。——这也不能不让人感叹。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7
1948年8月12日，朱自清因病于北平逝世。朱自清，1898年出生，原籍浙江绍兴。1916年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1920年毕业。后在杭州第一师范、扬州第八中学等处教书。
1922年，他同俞平伯、叶圣陶等创办了《诗》月刊，这是“五-四”以来最早的一个诗刊，1923年，发表第一首长诗《毁灭》，1926年10月，出版第一本散文集《背影》。1930年，他代理清华国文系主任。1931年到英国留学，并漫游欧洲数国，1932年回国主持清华文学系。
1937年，随西南联合入学南行。1946年回到清华。1947年，他为北平当局任意捕人发表抗议书，又在反饥饿反内战的宣言上签名。今年6月，他抗议美国的扶日政策，在拒绝领取美援面粉宣言上签名，后因胃病复发，医治无效，终在贫病中死去。狼埃还嘱咐家人不要购买美援面粉∶泽东对朱自清宁肯饿死不领美国“救济粉”的精神，给予称赞，赞扬他“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8
1948年6月18日，他在拒绝美国援助面粉的宣言上签名。一个多月后，他因胃溃疡穿孔住进了医院，想不到手术后引起并发症，一代文学大师就那样匆匆而去。
那一年，他刚刚50岁，她才45岁。
他去世后，她收拾起悲伤，带着他们的9个子女孤独地走过42年，把他们一一培养成人。42年后，她安详离世。
那一只小箱子，是他生前用过的。他走后，她一直小心地珍藏，却从来没在子女们面前开启。那保存完好的75封书信，是她辞世7年后，她的子女在搬家时意外发现的。纸张已泛黄，却都保存完好。
这是75封爱的书信，是一个男人对一个女人如痴如醉的爱情表白，一个女人孤独又沉默地守着它们走了大半生。朱自清写给妻子陈竹隐的爱情书简，向世人洞开了文学大师的一段动人心魄的爱情往事。
认识陈竹隐的时候，朱自清的生活正混乱不堪。那时，朱自清的结发妻子武仲谦已病逝一年多，给他留下6个孩子，最大的也不过10岁，最小的女儿尚在襁褓中。一个靠教书养家的穷教授，要照顾身边的6个稚子，那份艰难可想而知。朋友们看不下去，劝朱自清续弦，却每每被朱自清拒绝。在朱自清的心里，虽然与亡妻是包办婚姻，可数年的相守，一餐一饭里积下的深情，足以让多情善感的朱自清念念不忘。
朱自清是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朋友拉着去与陈竹隐相见的。他们诓他说去酒楼会一位朋友，他便欣欣然跟着前往。后来成为他的妻子的陈竹隐在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那天佩弦穿一件米黄色绸大褂，他身材不高，白白的脸上戴着一副眼镜，显得文雅正派，脚上却穿着一双老式的双梁鞋，显得有些土气。回到宿舍，我的同学廖书筠笑着说，‘哎呀，穿一双双梁鞋，土气得很，要是我才不要呢!’”
然而，那双土气的双梁鞋，并没有为朱自清的形象打折，陈竹隐决意与他交往下去。初次见面，陈竹隐也给朱自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白皙的面庞，短短的头发，落落大方的谈吐，陈竹隐与朱自清逝去的前妻不同，她似一株清新的荷，带给朱自清完全不同的感受。
陈竹隐，这个比朱自清小了5岁的女子，虽然出生在一个贫寒之家，又早早经历了丧父丧母之痛，却坚忍好学，她自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只身前往北平艺术专科学校读书。陈竹隐聪颖好学，她学国画、学昆曲，在这两方面有着很深的艺术造诣，再加上她性格开朗大方，在朱自清面前既有少女的羞涩，又有女儿般的顽痴，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30年代北京的电影院，虽然没有上海街头电影院的奢华，却也是年轻男女谈恋爱的好去处。他们相约一起吃饭、看电影，开始了频繁的约会，也开始了书信来往。
细细研读那些爱情书简，不难发现，在他们的书信中，随着二人感情的发展升温，他们对彼此的称呼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第一封信里，朱自清称陈竹隐为“竹隐女士”，落款为“朱自清”。一周后的第二封信里，他称她为“竹隐弟”，落款成了“自清”。在他们的第五封信里，先前的“竹隐弟”已变为更亲切的“隐弟”，“自清”只余一个“清”字……再以后，他在给她的信里，称呼不断变来变去：“隐，一见你的眼睛，我便清醒起来，我更喜欢看你那晕红的双腮，黄昏时的霞彩似的………亲爱的宝妹，我生平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很害怕真的会整个儿变成你的俘虏呢!”由最初的“女士”到“亲爱的宝妹”，他们的爱情也由最初月下朦胧娇羞的荷慢慢绽放在朗朗的晴空下。
彼时，两人已是心心相系的恋人，只是谁也没有勇气提出结婚二字。一个二十几岁的青春少女，还来不及享受二人世界的浪漫与温馨，就要成为6个孩子的母亲。那副担子，她可承受得起?那棵爱情树，又能否在那烟火日子里常青下去?她犹豫了。
那年寒假，她开始刻意地躲他，却躲不开牵挂与相思。等她再次捧读他的信，听他在信上倾诉他的思念之苦，说他的胃又开始疼痛。她的心，轻轻地痛了。他在信上痛苦地写：“竹隐，这个名字几乎占了我这个假期中所有独处的时间。我不能念出，整个人看报也迷迷糊糊的!我认为自己是个遇事镇定的人，但是天知道我现在是怎样的迷乱啊。”
再不管那么多身前身后事，她如一只勇敢的飞蛾，扑向那团燃得正烈的爱情火。她接受了他，也接受了他6个年幼的孩子。1932年，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上海杏花村酒楼举行婚礼。那时，他们刚好相识两周年。
此后，他们的生活就是另一幅画卷。婚后的陈竹隐，几乎完全放弃了自己的艺术梦想，画笔尘封，昆曲高搁，她把所有的心思，扑在了那个家上。家里人口多，单凭朱自清教书著书的收入来维系，日子总是过得紧巴巴的。陈竹隐从来没有埋怨过，为了凑足给孩子请家庭教师的钱，她甚至悄悄跑到医院去卖过几次血。
抗日战争爆发后，朱自清带着家人随校南迁到昆明，日子更加窘迫，常常三餐不济。为了减轻朱自清的负担，让他安心工作，柔弱的陈竹隐毅然带着孩子们回到自己的.老家成都，她一个人挑起了那个家的重担。从此，一个在成都，一个在昆明，相距遥遥，隔开的只是他们的人，乱世里，两颗相依相恋的心却从未有一日放下对彼此的思念与牵挂。每逢假期，朱自清都要穿越千山万水回成都探亲。山一程，水一程，关山重重，他不以为苦，反以为乐，因为家里有爱他和他爱的妻儿在等着他。
从相恋到结婚，从结婚到朱自清病逝，朱自清与陈竹隐在一起相守的时光不过短短的十几年。十几年的短暂岁月，他眼里再无其他的风景，她心里装着的全是他。他们的爱，一如散文大师笔下清丽深情的文字，清新芬芳如月下淡淡的荷风，纯净得不掺任何杂质，绵邈深情如那汪清碧的深深潭水，让人羡慕慨叹。如今，斯人已逝，重读昨天的信简，那份爱，却依旧能轻轻拨动世间红尘男女的心弦。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9
朱自清一生勤勉，记日记为日常功课。他的两卷日记有多方面的史料价值，其中之一在于：它是观察某类民国文人经济状况的一个绝好样本。简而言之，朱自清日记是一部知识分子的贫困史。
翻开日记第一页，就有触目惊心的两条借贷记录：1924年7月29日“晚与房东借米四升，旧历年关亦有相似情形，而我仍用得拮据而归，甚矣”;30日“午后向张益三借五元，甚忸怩!”朱自清1920年大学毕业，赴江浙任教，先后辗转杭、扬、沪、温、甬。此时的他已有两个子女，正同时在省立四中和春晖中学任教，奔波于宁波与上虞之间。虽如此，仍是入不敷出，以至需要借米疗饥。
1925年，朱自清成为清华教授，一直到“七·七”事变后随校南迁，为时12年。此期朱自清经历颇多：先为六个孩子的父亲;妻子武钟谦病亡;欧游访学;和陈竹隐恋爱、结合;父亲病故;后又添二男。按说，战前这段经济较为稳定，清华教授待遇不薄，本该是他生计最宽裕的时期，但因家累进一步加重，所以仍时时捉襟见肘。1932年12月9日日记中说：“钱与文字皆觉其少;钱宜少用，文宜多作，勉之。”举债、还债的记录在此期日记里俯拾皆是。
昆明时期，百物腾昂而薪水低徊，教授成为清贫一族。朱自清负担尤重：多病的夫人不习惯昆明环境，带着孩子长住故乡成都，他定期将薪水寄成都;前妻所生三个未成年子女寄养扬州老家，他要付生活费;长女采芷工作无着，也赖他不时资助。陈竹隐来信常为告急，扬州方面则每因寄多寄少、早寄晚寄而与兄弟、弟媳生隙。每月领薪，朱自清第一时间分寄各处，自己所留无几。如1941年5月10日，“兑得现钱共八百九十多元，还债与寄钱后，本月只剩一百三十四元生活费”。他不得不“开源节流”。节流，到了自奉至简的地步：吃，靠和青年助教合住一室搭伙、包饭，或到朋友家蹭饭，因饭菜粗硬、食无规律，胃病长期不愈;穿，则常年不添新衣，一度每周披件赶马人的蓝毡“一口钟”到昆明城里授课，成为联大一景。至于“开源”，无非是多写文章、多做业余兼职。1944年后他一直在私立五华中学兼任国文教师。即便如此，仍时有青黄不接的情况，他就只能频频借债，拆东墙补西墙。
借而不得也是常有的事，于是不得不和当铺打交道。典当、寄卖成为朱自清在昆明的“家常便饭”。特别是在1942到1943年间，他隔三岔五地跑寄卖行，先后拿去寄售的物件有：网球拍、大字典、灯泡、行军床、被单、橡皮管、墨盒、皮外衣、淋浴器具、窗帷布。他和商人讨价还价，有时为了一件物品的价格，连续跑几家寄售行，还常受奸商的气。1942年4月8日，为行军床估价事妥协于商家，日记写道：“估价者系一少年，其人极有口辩，力言帆布已破，仅可按床架论值。”朱希望能卖120元，但少年仅肯给50元。“事后思之，实所不甘。而竟惑于该少年之妄说，草草立据……少年实奸商之尤，侮余如玩之掌上，可恨之至!”读到这些愤激无奈之辞，最令人心酸。
日记非为发表而作，自可率直无拘，完全是真性情的流露。朱自清每每在日记中大叹苦经。1941年4月26日在成都与经济条件较为优越的挚友叶圣陶倾谈后，写道：“圣陶确有勇气面对这伟大的时代。但他与我不同，他有钱可维持家用，而我除债务外一无所有。”几天后又说：“我尝到经济拮据而产生的自卑感。”不过哭穷归哭穷，另一个事实却是：朱自清，以及他的贫穷的同侪们，在困厄中坚守知识者岗位，维持西南联大弦歌不绝，育才无数，在云贵高原上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的一大“高原”。他个人笔耕不辍，遗著煌煌五百万字。有人戏称中国牌知识分子“价廉物美”，信哉斯言。
1948年，在回到清华园后两年，朱自清因严重胃溃疡不治身亡。次年毛泽东热烈表彰了他和闻一多这两位“民主斗士”，说他“宁可饿死，不领美国的救济粮”。朱自清因此死后哀荣，成了政治上不倒的知识分子表率。“饿死”之说言过其实，但又不能说和长期的穷厄无关。五十而殁，正当人文学者的黄金年龄，这自然是朱自清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文化的损失。
朱自清个人爱国事迹篇10
本来，“反美扶日”与领美国的“救济粮”，二者不必有什么关系。朱自清也好，其他任何人也好，大可以一边吃着美国的面粉，一边对美国在日本的某些策略提出抗议。把这两件事情搅和在一起，以宣布拒绝美国“救济粮”的方式表示对美国“扶持”日本的抗议，是吴晗等民盟人士的别出心裁。
抗战结束后，吴晗回到北平，仍在清华大学，同时也成为民盟在北平的领导人物之一。民盟因过于左倾，国民政府于1947年5月宣布其为“非法团体”，其活动遂转入地下。转入地下后的民盟，自然就更为激进和左倾了。实际上，在被宣布为“非法”之前，北方民盟已直接受中共地下党领导，并在财力上受到中共支持。1947年3月，北平军调部结束时，中共代表叶剑英、徐冰等人邀请张东荪、关世雄等民盟人士吃饭，给民盟留下了一笔活动经费，并把一台美制收音机送给民盟。活动经费对于转入地下的民盟当然很必要，而收音机则用于日夜收听“解放区”新华社的广播，然后抄写、复印、散发，进行反对国x党的斗争。(4)吴晗是民盟的活跃分子。他所在的清华大学，自然是他活动的中心地带。作为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朱自清生命最后几年的政治热情和左倾表现，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吴晗的辛勤工作。查朱自清年谱和日记，可知1947和1948这两年里，吴晗频频来动员朱自清在那类政治性的宣言上签字。朱自清在拒绝美国“救济粮”的宣言上签字从而进入毛泽东的视线，成为反美的“民族英雄”，也可算是吴晗一手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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